今年8月，三星宣布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电脑工厂，一时间外界对于三星疑似“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之举众说纷纭。时间仿佛回到了一年前，当时，三星带着1%的手机市场占有率，宣布关闭在华最后一家手机工厂。
三星真的在全面撤离中国吗？中国工厂真的对外资失去吸引力了吗？事实上，是“不值钱”的三星走了，“更值钱”的三星留下了。
1992年中韩建交，三星大手一挥，直接在惠州投资5200万美元，成立了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但当时的中国手机市场，有爱立信、摩托罗拉、西门子等老牌手机巨头独占鳌头[1]。
重重夹击下，1993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喊出口号：“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之外，一切都要变。”接下来，三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刀阔斧变革创新与版图扩张，其在手机研发上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到2002年，三星正式打开了中国手机市场。
2006年，三星惠州工厂引入手机生产线，巅峰时，月均生产手机600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约17%[3]。为了抢占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三星又先后在苏州，东莞，天津等地相继建厂。7年后，也就是2013年，三星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大规模广告与营销轰炸,推动其手机销量节节攀升,以18.7%的市场占有率登顶中国最大手机品牌商宝座。
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开始显露出进入成熟期的迹象，华为崛起，小米封神，三星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跌到12.1%。之后，OPPO，vivo等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机厂商相继抢占市场，三星在中国市场排名逐渐跌出前5[1]，为三星代工的普光苏州厂和东莞厂，也陆续倒闭停产。
而压倒三星手机的关键性稻草，是2016年三星Note 7的爆炸事件。事发后，三星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的态度在国内引起轩然，最终，国家质检总局约谈三星中国，随后三星道歉并对国内消费者提供了补偿，但品牌形象的重挫已经无法逆转。
随后，萨德事件和三星干政门又为其下坡之路添了把料，到了2018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了的0.8%，变成统计资料分类中的“其他”。从进入中国市场到销量第一，三星花了11年，而从销量第一到如今鲜有人问津，仅仅过去了5年。
如今，虽然三星仍然排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二，但在中国手机市场它经历了一场雪崩式的溃败。被国内手机生产厂商们打得头破血流之际，三星也早已另寻“备胎”。
一方面，在关闭惠州手机工厂后，三星决定将每年生产的3亿部智能手机中的20%，即6000万部依托给拥有成熟的技术与产业供应链的中国ODM企业代工生产[2]，不再交由世界各国的分公司工厂生产。
2008年投资6.7亿美元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基地，该基地在次年正式投产。三年后，会长李健熙亲自访问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领导层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随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厂，该方案更由李在镕亲自主导，被称为“李在镕项目”。而在2019年，李在镕还直接和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打通政商关系，规划三星未来的投资计划。
2008到2018年10年时间里，三星耗资173亿美元，在越南建了8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成为越南最大的投资商。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
今年3月，三星公司又宣布将在越南建设三星在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预期2022年建成。而三星最大的手机工厂也早已在2018年于印度诺伊达建成。
可以说越南如今的制造业崛起，三星功不可没。而越南的人口红利和招商政策也正是三星最为看重的地方。
据越南2019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结果为，截至2019年4月1日，越南总人口达 96208984人，排名世界第 15，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近 60%。
2019年的越南官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越南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月薪 428 万越南盾（约 1261 块钱），二类地区 371 万越南盾（约 1114 块钱），三类地区 325 万越南盾（约 981 块钱），四类地区 292 万越南盾（约 875 块钱）。
政策方面，三星早在2013年建厂时，获得了当时越南太原省曾提供的32亿美元综合项目的投资优惠政策，包括4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12年的税收减半[1]。此外，还包括政府补贴100公顷50%的土地租用费。2019年初，越南总理阮春福与三星越南电子总经理沈沅焕会见时宣称，越南对三星保持高度关注，将为三星投资经营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中金公司认为，中国市场之间的竞争失利、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是三星关闭中国制造工厂的根本原因。加之相比于越南、 印度等新兴市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中国工厂难以接到外部市场的订单，“内忧外困”促使三星做出了关闭工厂的决定。
在关闭惠州手机工厂时，三星发表了一份声明：“三星在华产业布局已经转型为符合中国政府指导方向的高端制造产业，近6年在华高端产业持续投资，金额超200亿美元，远高于产业调整的金额，今后也将持续在华进行高端产业的投资。”
事实上，三星关闭制造工厂并不代表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优化。这种优化，有几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特征。
高端投资扩大即使后期在手机和PC市场受困，多年来三星在华投资却在慢慢地加强，尤其是其在华高尖端产业投资比重从2012年13%上升到了2018年的55%。在陆续关闭低端制造工厂的同时，其先后在苏州，西安和天津部署了半导体生产工厂，全球领先的车用MLCC工厂和动力电池生产线等高端制造项目。
特别是2012 年以来，三星电子在西安已累计投资超过250亿美元建立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基地，不仅在当时创下三星电子史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记录，更是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中国西部半导体产业集群的崛起。
即使三星手机在华销售额大幅度地下跌的背景下，三星电子在中国的出售的收益仍持续上升，中国地区对三星电子全球出售的收益的贡献也依然保持在 16%-18%的稳定水平，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其半导体业务在华销售额的快速增长。
研发投入变强2018年与 2006 年相比，三星电子在华生产子公司不断缩减，但研发子公司却由 4个大幅度的增加到 8 个，翻了一番。使中国一跃成为三星电子除韩国以外、拥有最多研发子公司的重点市场。
因此，即使三星在近几年不断关闭其在华制造子公司和工厂，从某种方面来说，也顺势遵循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大趋势。对于其自身来说，将低端制造产业转移至低劳动成本地区，在中国保留高端制造产业，也是其产业链结构的一次大的“演变”，是三星在中国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不仅仅是三星，近年来在华布局高端制造产业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从特斯拉大手笔上海建厂到到埃克森美孚独资石化项目落户广东，从丰田和一汽合作在天津制造电动车工厂到法国施耐德电器在湖北布局生产线，在这些嗅觉最灵敏的跨国公司身上，看到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巨头的转向，也代表着国内制造业的部分吸引力从生产转向研发，从廉价劳动力转向工程师红利。这又引出了另一个产业变化现象：技术进步怎么样影响了制造业就业？
这几年，一方面网络上“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进工厂，快递员月入过万，机床工人月均三千”的调侃慢慢的变多。另一方面“机器人取代人”的担忧也越发浓厚。
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2383家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得出了几个鲜明的结论：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当排斥劳动力的先锋，2015-2017年，烟草制品业就业人数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75％、-3.58％，纺 织业 就 业 人 数 增 长 率 分 为-3.88％、-3.12％，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分别为-4.25％、-4.65％[6]。
而同时期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人数增长率降幅显著小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甚至为正，例如仪器仪表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为-1.46％、1.49％[6]。
相较之下，技术密集型就业人数增长率则呈上涨趋势，如医药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分别为3.52％、1.82％，汽车制造业的分别为3.06％，4.27％[6]。
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同样的状况，国外学者研究结果为，美国1972-1986年的制造业发展经验后得出，制造业技术进步平均每年会破坏11.3%的就业，但同时创造出9.2%的就业。且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存在于不同部门，这样就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流动及重新配置[6]。
由此可见，制造业就业变迁的趋势并不是全行业的萎缩，而是内部就业结构的分化。2020年4月22日，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泰国越南等国家转移，美国又在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中间层，一定是很困难的，不能有太多的幻想。
日本、韩国和德国的产业升级，基本遵循了从低端到高端逐步转移的道路，但归根结底，日韩台最多也就中国一个省或几个省的体量，如果我们也放任低端产业一个接一个流向东南亚地区，谁又能站出来承接中国如此数量的适龄劳动力？
总而言之，吸引外资企业效仿三星加大在中国的高端投资，让国内低端制造向高端逐步升级，当然是好事。但打着“腾笼换鸟”的口号，放任低端产业外流，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如何进一步降造业的综合成本，让制造业工人们拥有规范的工作环境、合理的收入、体面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